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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米早点吃还是晚上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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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米早点吃还是晚上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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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故事除了“一袋干粮”外,还有什么故事呢?

红军长征的故事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

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

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

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

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金色的鱼钩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他这些天比我们还瘦得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

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

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piāo]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

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显得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掣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互相推让一口青稞面

到阿坝后,缺少粮食,没办法,上面下命令,以班为单位,带上银元出去找。头一天我们出去找,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我来到一个村庄,村里房子倒是蛮多,但却找不到粮食。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啊!中午的时候,我到一个房子里,发现角落有一堆青稞麦子,我抓了一把,捻了捻,我非常高兴,又打又捶,直到天黑,我弄到了20多斤麦子。我背回去,大伙一起用锅炒。那个晚上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还是连队里第一个弄到粮食的。

但很快粮食就吃得差不多了。大家舍不得,开始吃自己的皮带,坐在火边,一边烤一边吃,后来皮带也很快吃完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没吃东西。剩下最后一把青稞面,我捧到这个面前,这个摇摇头,捧到那个面前,那个也不要。我知道,大家都很饿,但都不肯吃。最后推来推去,把青稞面泼到地上,大家都很难过,为了不浪费,我们把地上的青稞面一粒粒拣起来吃掉了。

长征的故事除了“一袋干粮”外还有很多,以“七根火柴为例:

《七根火柴》选自《王愿坚小说选》,是王愿坚经典短篇小说。王愿坚作。1958年发表。长征途中,暴雨倾泻在大草原上。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战友,请其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那位战友追上队伍,为战士们点燃了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作品细节描写感人,表现了革命战士的高尚品格。文章主角不是大量笔墨所写的卢进勇,而是有高尚品格的无名战士。在其文章《草》中也有类似手法。

人物原型是郑金煜(1918―1935),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小松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军,同年冬入团,193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长征,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兼宣传干事。1935年8月25日,在过草地的行军途中牺牲。1956年杨成武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这篇回忆录中,用2000余字详细地记录了郑金煜过草地如何搞好宣传、如何拣重活干等,且念念不忘一个普通战士贴身藏好了火柴的细节,终身铭记郑金煜临终时对革命胜利信心的每一句话。著名作家王愿坚1958年创作“七根火柴”这篇名著,是根据杨成武将军回忆录而创作并入选全国中小学课本。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把郑金煜和吉安女红军团长王泉媛,喻为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者。

作者:

王愿坚(1929年―1991年),山东省相州镇相州,当代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系(作家班)主任。1944年7月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在部队里当过宣传员,文工团员,报社编辑和记者。1945年,参加解放军。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同年开始发表《党费》《粮食的故事》等短篇小说。

长征故事

1.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直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终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屁股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终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2.战地女杰:贺子珍的身体里嵌入17块弹片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七根火柴的故事。

神枪手

军委总部来到贵州仁怀县一个山坳的时候,警卫班的战士们麻利地把首长和自己的营房安置停当,留下值勤人员,然后一起走到村边,在一棵枝叶茂密、一抱多粗,约有十多丈高的大树下,唱歌、跳押、摆龙门阵,消除战斗、行军后的疲劳。

不多一会,碰巧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来这里散步。他主动参加了警卫班的活动,和年轻的警卫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玩得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哇哇”的叫声,刘伯承顺着声音一看,在大树纵横交叉的枝桠上,站着一群乌鸦,不由心中一动,立刻诙谐地对警卫员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快打只乌鸦下来给大家打顿牙祭(即加餐)吧!”

警卫员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有的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丑,有的是不愿在领导面前耍弄武艺。

其中有个年轻、机灵、调皮的警卫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个示范表演吧!”

“要得――”

“欢迎――”警卫员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地回答:“你们还会倒打一钉耙,将起我的军来了!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说着,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拔出左轮手枪,只见他不用瞄准,手一举,“砰”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应声而落,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扑腾哩。

“好枪法,刘总长真不愧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警卫员们异口同声地啧啧称赞。只有要求刘伯承作示范表演的那位警卫员依然半信半疑地说:“嗯,树上那么多乌鸦,怕是撞到一只的哟!”

刘伯承听了毫不生气,只是笑了笑说:“也许是这样吧,不妨再考试考试,看到底及格不?小鬼,麻烦你去给我找个鸡蛋来。”

那个警卫员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心里怦怦直跳,只好硬着头皮到伙房里要来了一个鸡蛋。刘伯承又叫他用力朝天上甩,他立刻明白了八九分,用最大的力气把鸡蛋朝天上抛去。当鸡蛋飞向天空,看上去小得像一粒黄豆时,刘伯承沉着地把枪一举,“砰”的一声,鸡蛋随着枪声四分五裂,蛋壳、蛋黄、蛋白纷纷洒落下来。那个调皮的警卫员连忙伸出大拇指,夸赞刘伯承是神枪手。警卫员们纷纷要拜刘伯承为师,请他教练枪法。刘伯承谦逊地说:“功多艺熟,业精于勤嘛,什么老师、学生的,我们互相学习好了。枪法愈准,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啊!”

从此,刘伯承就挤时间给警卫班讲习枪法,没过多久,警卫班战士也个个都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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